第二是概念上的差异。比如容貌损毁，普通人觉得容貌有伤痕就是损毁，脸上有个两公分的口子就是轻伤，但根据《标准》，4.5公分以下的伤口都不算轻伤，法医需要根据伤口长度、面积、功能受影响的程度等综合判定等级。
这些分歧都会造成理解的差异。我们会经常谈到一些案例，比如受害者骨折，经过治疗后，下雨天伤处有点点疼痛；有的受害者头部被打后，觉得自己整天昏昏沉沉，他们认为这是功能障碍，或者精神问题。但这和法医认定的功能损伤、精神障碍标准不一样，如果他没有脑内挫伤或出血，或者智力、记忆上的损害，可能达不到轻伤或重伤的等级。
在刑罚方面，虽然故意伤害致人轻伤都是判处三年以下，但轻伤一级和二级还是会影响量刑。我理解的是，伤情等级只是影响判罚年限的因素之一，加害者的主观恶意、过往犯罪记录都是法院要考虑的其他因素。
三联生活周刊：目前中国的伤情鉴定标准，依据的是2013年公布，2014年正式实施的《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在这之前，中国的伤情鉴定标准，整体发展脉络大致是怎样的？背后对应的时代需求和法律惩戒标准是否有变化？
刘子龙：伤情的鉴定的整个发展脉络，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建国后到上世纪80年代间。当时没有全国性的鉴定标准，法医学的专业人才也比较少，这可能也会导致在案件审判的过程中，法官和老百姓也没法判定伤得多重、该用什么样标准，更多侧重于调解，或者法官的经验判断。
第二个时期，是80年代后期到2013年。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刑法》对重伤有了明确规定，包括肢体残废、毁容、丧失听觉视觉和其他危及到生命的伤害，都算重伤。但这个划分较为粗糙，也只有重伤一个标准，实践性比较低。1990年更新了重伤标准，后来又试行了轻伤、轻微伤标准，从颅脑到肢体不同部位做了细化，就在全国基本形成了共识。此后，法医学队伍也渐渐壮大。
第三个时期，我认为是2014年初实施最新版的《标准》以来这段时期。和之前的标准相比，这次把重伤和轻伤进行了细分，都分了两个等级。修订的好处之一是更便于操作，无论法医还是审判机关，都有了更细化地标准。总体来说，这是一个逐渐健全和完善的过程。
三联生活周刊：在实际操作中，伤情鉴定有可能出现误差吗？有可能出现客观标准难以衡量，需要鉴定人员主观判断的情况吗？
刘子龙：可能有。导致误差的原因通常有三种：一是和鉴定时间点有关，例如瘢痕的长度，不同时间测量，结果会不同，因为瘢痕会不同程度收缩。另一种是跟受害者自身病情有关，比如以关节功能活动来定损伤程度，鉴定时间越早，关节障碍可能越严重。
第三，受到鉴定人的方法和检查技巧的影响。还是以瘢痕为例，有些机构使用的测量工具是钢尺或软尺，遇到跨鼻梁或者从眼睛到面部的软组织间隔伤情，可能由于皮肤的拉伸，导致测量误差。有人的尺子绷紧一点，测量的长度就会短一点。
比较容易出现争议的地方，是瘢痕的长度处于临界范围内。例如瘢痕6公分是轻伤一级和二级的分界线，那具体长度为5.9或6.1公分的时候，就要慎重。我们机构三年前为解决此类误差问题，专门建立了人体体表损伤三维实验室，可以在人体皮肤的自然状态下对整个面部进行三维测量，可以减小皮肤的拉伸及变形等情况所导致的误差。
当然，鉴定结果的误差有时还和法医责任心、鉴定时机有关系。例如有的瘢痕早期因局部肿胀，长度增加，就应该等到至少消肿或拆线后检测。这种误差就属于鉴定人员对鉴定时机的掌握不恰当。
三联生活周刊：轻伤判定标准里，特别提到了面部损毁，但面部损毁严重程度，是否会有一些主观判断成分在内？
刘子龙：面部损毁确实有很难判断的地方，像耳朵的缺失，小口畸形，人张开嘴巴的程度，这些都可以测量，也有对应的标准，主观判断的成分比较少。
但记忆力和智力等，主观经验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比如说我们鉴定中心有个案例是涉及到判断伤者脑外伤后，记忆力、智力水平是否受到影响，这些判断和测量就与从业经验有一定关系。
法医鉴定时，除了看客观证据，肯定包括法医的判断。就像去医院挂号，门诊医生也会结合过往病史、症状、他个人经验等给出建议。不过通常法医都有相应的职业操守和流程，所以还是应该相信最终的鉴定意见。
三联生活周刊：在目前的《标准》中，还是着重提到身体伤害或者身体伤害带来的机体障碍，在您看来，心理创伤，或者由于暴力带来的社会功能影响，以后在伤情鉴定中的比重会更大吗？
刘子龙：我前面提到过生物、社会、心理这三个影响伤情等级的因素，这三点其实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经考虑到了。但确实，目前没有专门的心理创伤鉴定条款和标准，只有一条，脑外伤后引起重度智能损害或者精神障碍，导致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可以评定为重伤一级。
二十年前，有学者提出类似的观点，应该把精神创伤纳入到评定中，比如是不是可以因为心理创伤评定轻伤。但这一点还有争议。有一种担忧是，比如一个人被别人打了，没有造成骨折或更重的身体伤害，但心里有委屈，想不开自杀。这是否构成轻伤？如果构成，会不会导致轻、重伤鉴定扩大化，可能部分人为了达到轻伤自我伤害？这种强操作性，容易在现实和鉴定中间造成很多不确定性。
但我觉得，将来可能还是会把比较严重的社会应激导致的心理创伤纳入条款，每个级别逐级对应。这也许是一个趋势，但不一定能这么快实现，因为也呼吁了至少20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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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类似唐山事件中，一些心理专家介入去判断受害者精神上受到的创伤是没问题的，会有助于受害者后续得到民事补偿。虽然在伤情等级判断方面，心理创伤的评定还没有特别细致，但法官判案时，也会考虑心理因素，比如案件性质是否恶劣，是否造成严重社会不良影响等。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的《标准》已经实行近9年了，在您的经验中，是否有一些新的情况，是目前的标准难以涵盖的？对比世界各国伤情鉴定的等级划分和处罚标准，有比较值得借鉴的吗？
刘子龙：刚提到的心理创伤方面的判定算是一个。在身体部分，在身体部分，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损伤，这是不可能完全涵盖进去的。任何标准其实都不可能穷尽所有的情况，只是说今后遇到了一些新的、有代表性的、常见的条款就加进去。
按照我的了解，国外的法医临床鉴定和我们还是有些差异。他们没有统一的标准明确界定轻伤、轻微伤和重伤，主要是针对人体损伤的伤残上做更仔细的量化，重点是根据细化后的数据，去为受害者争取对应的保险理赔。
三联生活周刊：您这些年进行伤情鉴定的经验中，是否经常遇到街头暴力致轻伤或重伤的案例？一般达到什么伤情等级？
刘子龙：街头暴力事件，在我们工作中是比较常见的鉴定类型，常见是指经常发生，不属于特别疑难的类型，但伤情等级我也不能说出具体的比例。我做过的疑难类型，有伤者是跨部位受伤，有原发性损伤和自身疾病的合并，比如这个人患有骨质疏松，又被打骨折，就复杂得多。这次唐山的暴力事件，从事件发生到出具鉴定意见书，经过了10天，我估计是根据原发性损伤，也就是当时受伤的情况做出的鉴定，至于是否影响容貌，可能暂不适宜进行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