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国家卫健委、国家发改委等17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要求加快建立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为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事实上，在《指导意见》发布之前，我国已经通过逐步健全政策法规体系、完善标准规范体系，为积极生育的发展铺路架桥。
政策投射到家庭中，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家庭需要什么样的生育政策？从政策出台到落地，还需要哪些方面的完善？政策发布后，会对哪些行业带来蝴蝶效应？《法治周末》将通过系列报道对此进行解读。
在她（他）们的故事里，或许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文 |《法治周末》记者 高原
责任编辑 | 张贵志
“还要二胎吗？”
这句话，成了范雯家里近两年来的主题。在孩子上了幼儿园后，关于二胎的争论愈演愈烈。
范雯的爱人坚决想要二胎，理由是独生子女太孤独了，等孩子以后长大了有个弟弟妹妹互相能有个照应，“往大里说，这也是咱们以实际行动支持国家的人口政策”。
每次讨论这个话题，都是范雯给孩子洗完澡，认完字，背完诗，睡了觉之后，范雯累的只想在沙发上躺着刷刷手机，所以每次丈夫讨论起二胎，她都是以“谁来带”这3个字，迅速终结这个话题。
作为独生子女，范雯也知道自己一路成长的孤独，有时候看看儿子，也会心生给她生一个手足的念头，可一想到要“再来一轮带娃的体验”，这个念头还没有萌芽就被打压了下去。
事实上，除了范雯家的“二胎计划”因为“谁来带孩子”的问题被搁置外，更多阻挡在生育孩子之外的家庭，理由都是因为孩子无人照顾。
政府层面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8月17日，在国家卫健委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郝福庆介绍：国内调查显示，婴幼儿无人照料是阻碍生育的首要因素。
“托育班靠谱吗”
在孩子还没出生前，范雯就开始发愁谁来帮她看孩子这个问题，范雯的父母身体不好，公婆还在工作，老公又外派在外地，还有两年才能回京，“看孩子，除了找育儿嫂，就是送托育班”，范雯那时候就这两个想法。
坐月子时，因为和月嫂相处的并不愉快，范雯直接放弃了育儿嫂这个“带娃方式”，没办法，她只能在半年产假结束后让婆婆请假或者偶尔让爸妈来“打零工”。
这样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频繁更换看护人，姥姥和奶奶的带娃方式不同，“奶奶认为一顿应该喝200ml奶，姥姥认为100ml就够了，奶奶觉得小孩最好少出门，姥姥觉得应该多带出去……”混乱的带娃方式让孩子的感受也“混乱了”，“经常生病，每次一换人就拉肚子”，范雯回忆。
等到孩子两岁，孩子爸爸从外地回京，范雯也开始考虑给孩子送到托育班，“让孩子的饮食起居更规范些”，范雯想。
不过，接下来的问题来了，什么样的托育班靠谱呢？
范雯发现，在北京，托育机构中以营利性质的托育机构为主，公立托育机构的覆盖数量较小，其中私立托育机构按照价格分为高中低三类，高端托育机构往往超万元，中端机构的定价为5000元至8000元，即便是低端托育机构的价格也不低于3500元。
如果找到一个还算不错的托育机构，以北京市2021年的平均工资13876元/月来计算，这意味着，把孩子送进一家中端的托育所，至少要花费一个家庭25%的收入。
范雯最终确定了一家距离家不到800米的托育机构，这家托育机构的老板是吉林人张慧，这家托育机构选在2019年的国庆节试营业。
范雯还记得，当时带儿子试课时，园长介绍托育机构的老师是从英国留学回来，能够在宝宝幼儿进行英语启蒙，儿子在30分钟的试课中，记住了bear、duck、monkey这些单词。
距离、环境、师资水平、课程体系，反复权衡这些利弊后，范雯觉得还不错，先交了一个学期的学费。
尽管范雯还是觉得有点贵，但是园长张慧算过一笔账，一线城市的人工费用至少每月6000元，一个教室起码要配备3名老师，还有招生顾问、园长、教研主任等人员配备。“一线城市托育园的收费标准通常得在3500元以上，才能勉强回本。”
同时，2019年的政策扶持，让张慧对自己的托育班也充满了信心。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这一年也因此被业内称为“托育元年”。
该《意见》提出托育机构实行登记备案制度，让曾经处于灰色地带的托育行业终于得以扶正。根据公开数据统计，2019年有14起托育相关机构获得融资。
综合考虑到海淀区的房租、教师工资等情况，张慧把价格定为6500元/月，“和请一个育儿嫂差不多的价格”让张慧觉得家长们应该可以接受。
和张慧预料的差不多，因为教室面积和师资力量家长们比较满意，在试营业结束后，张慧的托育园已经招到了3个班，60个孩子。她甚至想等来年春天再扩大些规模，多招两个班。
不过，随即而来的新冠疫情让张慧的希望彻底破灭，也让范雯的托育计划落空，范雯不得不再次开启姥姥奶奶轮流带娃的模式。
除了疫情影响，范雯关注到，近日爆雷事件接连在多家早教机构和托育机构上演。
近日，知名早教机构七田真传出上海、福建、广州等地多家门店关闭的消息，也是在8月，金宝贝重庆校区、上海子藤托育和的关店通知，再次让一批家长的高额学费打了水漂。
尽管上述倒下的机构，往往将疫情反复作为关店原因，但托育园盈利难的问题早在疫情前显现。
广证恒生发布的《2020年托育行业白皮书》显示，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1月至10月就有26家机构的上百家托育园关闭。
尽管儿子已经上了幼儿园，但回忆起之前找托育班的经历，范雯依然觉得，“一个靠谱的托育机构，只能是可遇不可求”。
育儿嫂和老人
范雯的经历，在全国各地，不间断的上演。
2017年，在3000公里以外的乌鲁木齐，范雯的表妹李瑛在她生产后3天，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
和范雯不同，李瑛的父母从她开始怀孕就陪在她身边，因为怀双胎宝宝的不易，在生产前的3个月，李瑛就早早地定下了一个能够照顾双胎的育儿嫂。
李瑛没有想过，在两个孩子上幼儿园之前，她居然换了6个育儿嫂。
两个孩子从出生时就体弱，两岁以前常跑医院，经常半夜两三点，李瑛和姥姥姥爷还抱着发烧的孩子在医院里打吊瓶，“这个时候，觉得有个帮手该多好”。
李瑛所说的帮手，就是她找的6个育儿嫂，几乎每个育儿嫂在干了三四个月之后，都开始提出涨工资，“不光是涨工资，偷懒、不负责任，几乎是每个育儿嫂的通病。”李瑛回忆。
李瑛感慨，为什么不能有个更专业的家政机构，或者更加专业的人来看护孩子，而不是像“撞大运一样的请育儿嫂”。
李瑛的想法或许马上要成真。2021年3月，教育部印发《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其中就新增了婴幼儿托育专业。
孩子上了幼儿园后，李瑛第一时间解雇了育儿嫂，让父母来接送孩子。
有一次在小区，李瑛听到一位老人在感慨，自己退休十年了，但是从来没有享受过一天退休生活，从退休第一天就从老家来看孙子，好不容易熬到孙子上了小学，老二又出生了，“孩子能毕业，我们这些老人什么时候能毕业呢。”老人心酸地说。
李瑛很惭愧，她让自己的父母也变成这样的老人。
浙江省2020年10月在台州、金华和丽水3市，抽取36家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设施）和365名3岁以下婴幼儿家长问卷调查。结果显示，86.3%的受访家长表示目前婴幼儿照护主体仍是家庭成员，其中，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照护占44.7%，自己或爱人照护占41.6%，机构照护占19.2%。
问及没有选择去托育机构的原因，表示“有父母等家人带，没必要”的比例最高，占41.9%；“费用高无力承担”“机构少很难找”“不放心机构质量”也是受访者考量的重要因素。
看得见的变化
不过，范雯也看到了很多变化。
今年，在填报扣除事项时，范雯发现在专项扣除项目中，新增了一项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
自2022年1月1日起，纳税人照护3岁以下婴幼儿子女的相关支出，在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前按照每名婴幼儿每月1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每年可扣12000元。
之前，对于子女教育这项只有“从3岁开始一直到整个全日制学历教育阶段的支出”这一项，范雯就颇有微词，“3岁以前的花费并不少于3岁以后，甚至更多，为什么不能在个税扣除中有所体现”。
除了个税的变化，和范雯一样的家长们也感受到了更多政策制定者的诚意。
这个8月，范雯爱人的单位就举办了该单位子女的夏令营，年龄在7到13岁的孩子均可报名。
全国总工会女职工部副部长洪莎今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去年以来，全国总工会开展了用人单位托育服务工作，是新时期工会组织帮助职工解决托育难题的具体举措。
同时，2019年、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分别印发了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和关于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出了托育服务的基本原则、发展目标和政策措施。
2020年以来，新修订和制定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家庭教育促进法等都增设或设立专门的条款，规定要发展托育服务事业。
范雯希望，在各方面政策都落地后，“托育焦虑”这个词，能够从自己的焦虑清单中划掉。
（应受访者要求，受访者为化名）